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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张世英《归途——我的哲学生涯》

wangchaowh 读书笔记 2021-07-22 08:15:02 11 0

读了这本书,心生感慨 。

    

    1921年出生 ,1941年高中毕业,因突发事件没有拿到高中文凭,念了半年大学先修班却也进了西南联大 ,一个原是要奔理工科的 ,却选了经济,后因不满“生意经”,又转入社会系 ,再后来又厌烦,又转入哲学系,这才终于寻到一条终生以之的道路。若是1949年后 ,数学成绩只有15分的钱钟书怕是考不上清华,没有拿到高中文凭的张世英先生怕也进不了大学,就是进去了 ,怕也容不得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非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科系。

    

    一些年来,常见有人在文章里怀念西南联大,而西南联大也值得怀念 ,在西南联大,可以驻足别个教室的窗外而忘了自己的课,可以休学谋差贴补生活 ,可以转入任一个自己喜欢的系 。张世英先生回忆道 ,美学家冯文潜先生“在我病中了解到我因经济困难,在外‘兼差’,由于时间冲突 ,常常不能听他讲授的‘美学’课,便破例允许我可以不上课,以读书笔记和学年考试成绩结业 ,还说:‘学习不一定非得围着老师转不可 。’ ”(P.34)张世英先生说:“西南联大允许自由转系的教学制度,为培养人才大开方便之门,为我的志愿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机缘。”(P.26)

    

    日前听说 ,有些大学的课堂已是开放式,不论是谁,都可以去旁听。私下里艳羡地想 ,若是没有闲杂事,又不用为衣食忧,选自己喜欢的 ,每天去听听 ,一路听下来,听上几年,会长多少学问啊 。课堂开放 ,可能是跟西南联大学的吧。张世英先生说:“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,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,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 ,也经常有之……闻一多的‘易经’课上常见沈有鼎先生,沈有鼎先生的‘易经’课,也常见闻一多旁听。”(P.40)

    

    但也不是什么课都有人旁听 。***也生于中国的土地上 ,既有本土传承,跟苏联又曾有所学,也爱弄些不遭人待见的东西。张世英先生说:“当时由于***教育部的规定 ,西南联大和其他大学一样设有政治课性质的‘公民’之类的课程,不但绝无一人旁听,而且听者也只是出于必修而求得混个学分而已。 ” 张世英先生说:“被逼而修 ,有何学术自由可言! ”(P.40)

    

    ***里的一些人对自家弄的一些东西可能也不深信 ,不深信也就不过分坚持 。张世英先生的书里有个有趣的故事:“还记得有一次孔祥熙到昆明,据说原想到西南联大作一次讲演,但又不敢 ,改到云南大学,云大与联大只一道破土墙之隔,西南联大的同学闻讯后 ,成群结队,蜂拥而来,先占领了云南大学大讲堂最前面的地盘 ,大讲堂没有座位,学生们都是站立着的。孔祥熙尚未露面,一片怒吼声已经震撼了全场……孔祥熙出场了 ,一站到台中间就指着自己的鼻子说:‘我姓孔,孔子的后人呀!我也是个教师,当过小学教员 ,还兼校工 ,摇过铃,让学生上课……’显然是想用这些话来打动我们,引他为同类 ,以赢得同情。同学们看他气短的模样,总算放过了他 。”(P.18-19)

    

    小汪曾祺一岁的张世英先生进入西南联大的时候,汪曾祺也在那里 ,两人也都曾泡过昆明的茶馆,不知他们见没见过,不记得汪曾祺提过张世英 ,张世英先生的书里也没有汪曾祺的影踪。汪曾祺讲过西南联大的趣事,张世英先生使我知道更多,比如大家等着听刘文典讲《红楼梦》 ,刘文典却迟迟不来,来了又忙着抽烟半天不说话,还有陈岱孙守时比钟表还苛刻 ,贺麟为人不计小节 ,吴宓看到饭馆挂“潇湘馆”的招牌勃然大怒说“潇湘馆只能是林妹妹住的地方,岂能如此这般 ”,而且举起拐杖就要砸。

    

    这些都是小事 ,还有更令人感慨的 。一些年来,人们对1949年后的冯有兰多有诟病,却不知早年的冯友兰并不一样 。张世英先生回忆说:“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曾几次训令西南联大按教育部规定 ,***材。冯友兰执笔为文。”(P.45)冯友兰执笔致联大常委会函是这样写的:“夫大学为最高学府,包罗万象,要当同归而殊途 ,一致而百虑,岂可刻板文章,勒令从同 。惟其如是 ,所以能推陈出新,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。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,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 ,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。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,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,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,以为赏罚 。但如何研究教学 ,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。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。教育部为政府机关,当局时有进退;大学百年树人,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 。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 ,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,朝令夕改,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 ,肃学生之视听,而坚其心志,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。今教授所授之课程 ,必经教部之指定,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,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。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 。”张世英先生还说:“冯先生在其所撰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豪文:‘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 ,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 ,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,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,违千夫之诺诺 ,作一士之谔谔。’ ”(P.45-46)

    

    多少年后,一切都成过去了,冯友兰不得不一次次修改、“新编”自己的哲学著作 ,不得不和许多专家学者一样一次次写检讨。徐百柯《今人谁识冯芝生》:“及至中年以后,历经数次运动,冯友兰曾就个人历史多次写过检讨交代 ,甚至不惜上纲上线,却都难以过关 。一天,逻辑学家金岳霖来看望他时 ,两位大教授竟为检讨的事抱头痛哭 。”

    

    曾几何时,和许多人一样,张世英先生也不得轻松 ,他的哲学方面的文章 ,皆须以政治为指归,整个就是大批判材料,今日再看 ,已无法卒读。更令人感慨的是,感谢当年的“全民学哲学 ”,重看张世英先生当年的文章 ,我发现,我的父辈应该都读过张世英先生的文章,他们哲学方面的知识 ,对哲学的认识,皆是从张世英先生这类文章而来,他们有关哲学方面的说话 ,也都是从张世英先生的文章中搬来的,而这些东西,在许多老人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 ,想改也难了。

    

    2005年 ,为纪念《北京大学学报》诞生50周年,张世英先生发表《北大人学术思想的一面镜子》,他在文章中说:“有兴趣的读者与编辑如能把《北大学报》从第一期到现在翻阅一遍 ,一定会有一种隔世之感 。这不仅是指《学报》所载文章的主题 、内容和思想观点以至文风的巨大变化,而且更重要的是《学报》的这些变化反映了整个时代精神的变化。《北大学报》是北大人学术思想面貌的一面镜子,也是整个中国知识界、学术界、思想界的一面镜子。从《北大学报》50年的生涯中 ,必可窥见中国知识分子50年来在雨横风狂中所走过的足迹 。”(《北京大学学报》2005年第5期)本着这种考虑,张世英先生也这样编自己的书,《归途》一书可分为两大部分 ,前一部分为作者对自己求学生涯的回忆和反思,对应求学生涯,后一部分附录了作者“已发表的相关随笔 、短文和个别其他资料 ,作为各个时期”作者的“哲学足迹及其时代背景的具体见证和进一步说明 ”(《前言》,P.8),他把自己早年的一些“大批判”性质的“哲学”文章也收录其中。

    

   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 ,抚今追昔 ,让人感慨。张世英先生在本书的《前言》中说:“我仿若一个飘摇在外 、‘一去三十年’的游子,踏上了返回自己思想家园的归途 。我感到长期套在哲学脖子上的枷锁正在打开,‘光明有望’ ,从此以后,我回到了纯正的学术研究的道路,开始了一个真正做学问的时期……苏老泉二十七发愤已恨晚 ,我和我的同辈人到花甲之年才有条件认真为学,未免可笑亦可悲。 ”(《前言》,P.3)

    

    说是回归 ,却也不容易,张世英先生行文中也仍有“同志 ”、“解放后”、“解放战争” 、“旧社会 ”等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言词。

    

    让人欣慰的是,西南联大的风气似乎多少回来了一些 ,张世英先生也敢说些话了,当有人就北大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的时候,张世英先生坦率地承认“难得听到来自校外最真实的声音 。你们的评论基本上是事实” ,虽然北大有的校领导曾对他不满 ,对他愤然,在写此书时,他仍把他的意见收入书中 ,他说:“北大的名声与蔡元培、胡适、马寅初 、汤用彤这些校长的名字是分不开的,没有真正有大学问的学者校长,不可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。” (P.107)他还说:“如果北大不仅名家辈出 ,而且学派成林,那才真是‘大校风采’和‘大家气象’! ”(P.301)

    

    

    《归途——我的哲学生涯》,张世英著。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初版 。定价:38.00元 。

张世英归途生涯哲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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